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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八年，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幕情景。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因为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了感兴趣的事情而迟到了。当我急三火四地往教室跑的时候，一阵圆润甜净的朗读课文声，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我的脚步。那是在我们相邻的一间教室，靠窗的一个女生正满身光芒地站在那里，专注地朗读着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那女孩儿有种明媚照人的青春丽质，尤其是那白皙洁净的肌肤，看上去就像阳光照耀在初霁的雪地上。此时，教室外高大的洋槐树花开正盛，香气馥郁。

　　“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课文里的这段描写，曾经让我认为，那个名叫刘和珍的女生，应该是天下最为美丽的女性。在看到邻班女生朗读课文的一幕之后，她在我的心中，便也就有了刘和珍一样的美丽。

　　所以，在三十七八年之后，当一位中学同学指着一个神情呆滞、蓬头垢面的老太太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同级同学苏媚儿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看到的景象，同当年风景画一般印在我脑海中的一幕联系起来。因为自从我下乡插队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苏媚儿。所以，她如今的这个样子，让我震惊异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苏媚儿朗读课文那诗意的一幕，深深地打动了我。处于情窦初开时期的我，就不可能不产生一些关于那女孩儿的遐想，进而想方设法地打听一些关于她的事情。于是，我便知道了，她叫苏媚儿，这个“儿”不是儿化音，而是正经写在名字里的。我还知道了，苏媚儿就跟我住在同一所大学的校园里，只是相距比较远一些，从前没怎么见过而已。当然了，平时我们也可能曾经擦肩而过，但没有留下过什么印象。也许是朗读《纪念刘和珍君》那一幕的视觉效果太过强烈，才让我深深地记住了她。

　　情窦初开之时的朦胧情感，往往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后来我知道了，苏媚儿跟我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她的父亲是个著名教授、母亲是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都是一等一的文化人。难怪他们给自己的女儿，起了那么个与众不同的洋气名字呢。

　　虽说那个年代“臭老九”不吃香，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的底子摆在那儿。比方说，我家住的是小平房，人家住的是小楼。我家经常回荡着母亲的斥骂声，人家窗口时常飘出悠扬的提琴声。有一回，我从她家住的楼前经过，看到她家正准备吃晚饭。楼前院里的小桌上，已摆好四五碟小菜。碟子虽不大，但里边的菜看上去很精致，红花绿毛的，煞是诱人食欲。再想想俺们家，一大碗猪肉白菜炖粉条，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大约是因为优越的家庭条件，养成了苏媚儿孤傲不群的性格。在学校里，她始终以一副冰清玉洁的样子示人，目不斜视，独往独来。就是跟女生，她也基本不说笑玩闹，更别提男生了。所以，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需要仰视的人物，只能看看而已，便不敢再存有非分之想。

　　1975年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苏媚儿原本应当下乡插队的。根据当时的政策，每个家庭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里就业，其他的原则上都要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苏媚儿有个大她几岁的哥哥，中学毕业时，她父母心存未来政策有可能变化的侥幸，就让儿子留城就了业。在那个时候，多数家庭大约都是这么想的。对于政策的空子，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人们能钻也还是要想法儿钻一钻的。所以，当我以老大的身份下乡时，有些人就觉得比较奇怪另类。

　　等到心爱的女儿中学毕业的时候，知青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苏媚儿的父母就有些傻眼。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农村干部奸污玩弄女知青的传闻，有些人还因此而被判刑甚至枪毙。在这种情况下，让掌中花一样娇嫩的女儿去插队，在苏媚儿父母看来，就无异于送小羊入猛虎之口一般可怕。于是，分外心疼兼害怕的他们，便决定让女儿以装病的方式逃避下乡。

　　在那个单色的政治年代里，装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方说，医院的证明就很难开。单位、街道的干部们，不时会前来调查了解一番，邻里们的指指戳戳、嘀嘀咕咕也少不了。比方说，苏媚儿外出的时候，就常常听到“你的病咋样了？啥时下乡啊？”、“不自觉，装病逃避下乡还好意思出来晃悠”之类的询问和议论。连众人看她的目光，都让她觉得充满了鄙夷与不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部名为《秘密图纸》的电影风靡一时。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个叫叶长谦的特务要申请去香港探亲，被田华饰演的公安人员正颜厉色地予以否决了，并在申请表上狠狠地划了个“X”。这段情节，虽说是为了表现公安人员的机智，但却无意中反映了“极左”年代的一个生活现实。那便是，只要某个人被认为有敌对反动嫌疑，那些管事的人就有权随时以“革命、组织、专政”等等名义，理直气壮地干涉甚至改变他的私生活。苏媚儿及其她的父母，大约也没少被单位、知青办、派出所、街道办的有关人等，给予类似的教育乃至训斥。至于“维权”之类的行动，大约那时的人们是想也不敢想的。

　　别看苏媚儿外表高傲，内心其实很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基本上不太敢出门了。遇到非出门不可的时候，也像个受气的小寡妇一样，溜边靠角地躲躲藏藏。一但碰上熟人，就像做贼一样，赶紧逃之夭夭。无事可做的苏媚儿，整天就闷在家里拉拉琴、看看书、发发呆什么的。她也知道，以自己“逃避上山下乡”人员的身份，当兵招工上大学之类的好事儿，是不可能有什么指望的。

　　苏媚儿的妈妈在私下里曾经说过，“国家不管我们孩子无所谓，我们自己养着她好了，只要她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就行。”然而她错了，她低估了社会的强制力和舆论的影响力、高估了自己家庭的庇护力和孩子的承受力。殊不知，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就像一叶小舟漂浮在汪洋大海，是很难把握自己人生走向的。

　　比方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市民们的吃饭穿衣乃至烟酒糖茶肉蛋奶，都凭国家发放的票证供应，光有钱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因为“逃避上山下乡”，苏媚儿原本享有的各种票证，很快就被街道停发了。而没有了各种票证供应之人，基本就跟“黑人”差不多了。

　　在苏媚儿的哥哥没有结婚之前，她们家的票证还能勉强挤巴着用。嫂子娶进门跟她们一起过日子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家里有这么个没有收入和票证的闲人小姑子，做嫂子的不时有些风言风语，或者说是指桑骂槐之举，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使苏媚儿变得异常敏感。她嫂子的言行，让她更加不堪忍受。原本就是一朵温室之花的苏媚儿，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很快便会枯萎凋零。

　　压垮苏媚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77年的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原本让苏媚儿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运行轨迹。假如能参加高考，以苏媚儿的才艺和智力，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如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她就可能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她也会在事业上做出一番成就，没准儿还会成为一名著名专家或者艺术家什么的。她也会结婚生子，过上她的父母希望她过的那种幸福平安生活。让人感叹的是，现实就是现实，生活不相信假设。

　　高考前夕，苏媚儿父母东奔西走的一番咨询打听，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逃避下乡，没有人肯、也没有人可以为苏媚儿出具有关证明。这样，就没法对她进行“政审”，她也就不能报名参加高考。当时，连“待业青年”这样的身份，都还没有获得社会的公开承认。不能否认，那时我们刚刚从“文革”中走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还残留着不少“文革”的印记。1978年以后的高考，这方面的限制，就相对宽松多了。遗憾的是，还没等到1978年的高考，苏媚儿就疯了。

　　在我下乡之后，发生在苏媚儿身上的这些事情，我是并不知情的。这些，都是那位中学同学告诉我的。他们两家住的比较近，各方面情况相对了解一些。对于苏媚儿的不幸遭遇，他也是唏嘘感叹，惋惜不已。

　　活生生的现实不能不让人感叹。看着眼前这个脏兮兮的疯老太太，我很难相信她就是苏媚儿。她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如今才五十刚出头啊。而我那些跟她年龄相仿的大学女同学们，一个个还都春光犹在，风度翩翩呢。“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那婉转动听的朗读声，仿佛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让人感慨的是，朗读者自己的遭遇，不幸也成了人们的谈资。

　　那个沐浴着洋槐花光影，朗朗诵读《纪念刘和珍君》的青春少女形象，让我永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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