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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宁夏农建13师北京上山下乡知青。在1975年秋末初冬的时候，有一天，连队指导员突然通知我，去银川参加一个业余作者小说创作学习班。我那份激动就甭提了。

　　我从小就喜欢写东西。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篇作文就曾被《中国少年报》刊载过。来到宁夏后，我也一直没有辍笔，只不过是写点消息、通讯之类的新闻报道而已。即使如此，我的写作激情也丝毫没有减弱：为了给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写一篇二三百字的广播稿，我前后修改六次；为了给农建13师宣传队写一个剧本，我忙里偷闲，在管理连队二百亩“卫星”水稻田时，顶着太阳在水渠边写作。由于营养极度不良（我们当时每月只挣28元工资，还要给没有平反的二老寄去10元），劳动强度过大，我虚脱了，连人带稿一齐掉进了水渠。冰冷的渠水一下子把我激醒了，爬上岸来，第一件事就是在渠顶上摊开稿纸晾晒……

　　今天，能有这么个好机会来学习小说创作，我能不激动吗？

　　到了《宁夏文艺》编辑部，先是路展后是老哈——老哈大名哈宽贵，我们都爱叫他老哈，亲自接待我们，给我们安排吃住。从第二天起，老哈和老路就和我们这些从农建13师各团来的业余作者“粘”在了一起。要知道，老哈可是从上海调来支援宁夏的大编辑呀！

　　老哈坐在招待所的床板上，从小说情节、结构、语言、题材、主题等要素讲起，到亲自为我们选小说范本，一丝不苟，使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小说创作的门外汉茅塞顿开。后来，老哈又让我们每个人编一个故事。故事编好、编完整了才能动笔，而且，要把编好的故事当众讲解，大家相互提意见、建议，直到故事像小说那样，“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不知是生性愚钝，还是受当时“高、大、全"创作思想的影响，抑或还有我的两个孩子当时都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的干扰，我的故事总也编不好，不是主人公过于高大，就是传奇色彩太浓，编了几个故事都让大家给“枪毙”了。

　　老哈安慰我：“别着急，慢慢来，我和你一起编！”

　　那天晚上，他和我在宿舍里呆到晚上.后来，他又亲自指导我组织小说情节和结构，路展老师则指导我们提炼小说主题、语言……1976年1月，我的处女作小说《珍珠》和其他几位知青业余作者的小说、相声、散文，一起发表了!

　　我深深懂得，没有老哈、路展，没有《宁夏文艺》，我们那极不成熟的习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发表的。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我们写的，不如说是老哈、老路和《宁夏文艺》心血的结晶更为恰当、贴切。

　　1979年，我和几千名北京上山下乡知青又回到了北京年，先是在一个集体企业中工作，后来又被招聘到《旅游》杂志社当了编辑。

　　这些年，我以老哈、老路那种诲人不倦、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团结新老作者，并且利用大部分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先后发表过一二百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论文、书稿等作品，并多次获奖。

　　是老哈、老路和《宁夏文艺》，使我从一个兵团战士走上了文学之路，我将永远感谢《宁夏文艺》，永远感谢老哈、老路。

　　1995年8月，我们北京知青到宁夏上山下乡30周年的日子，我们组织了一个北京知青回访团返回宁夏，探访我们的第二故乡。我还到《朔方》编辑部去探访了虞期湘编辑。听她说，老哈已经驾鹤西去了。听到这一消息，我极为难过。我衷心祝愿老哈的在天之灵，能够永远听得见我们对他的感激和怀念。尊敬的老哈，我们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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