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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朝问世的文言小说集，在艺术上屈指而三的作品是《聊斋志异》、《虞初新志》和《觚剩》。今人编撰《续修四库全书》，将此三书一并收入，亦显示出它们在清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钮琇著述甚丰，实为清初重要文学家，传世者除《觚剩》之外，另有《临野堂集》（包括文集诗集诗余尺牍）等。惟学界对其生平所知不多，大多只是根据张士元《嘉树山房续集》"终于任，四十三年九月也"的有关记载，标注其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关于钮琇的生年，不仅小说整理本各家前言和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未予探讨，连诗文提要类著述如《清人诗集叙录》、《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亦于此无考。其实在笔者看来，有关钮琇生年的明确自述，便赫然躺在其诗集中。《临野堂诗集》卷七之首，为五古《述哀》诗，因感伤父母早逝而作。中云：

　　嗟余本弱植，独立寡连枝。出侍严君席，入依慈母帷。小襦初被体，嬉戏不暂离。六龄就乡塾，九龄择明师。笈书或远负，袖橘仍独携。十五弄柔翰，颇工虫雕词。从游骚雅坛，渐违定省仪。三十充国宾，翱翔步云逵。

　　这其中，有关年岁的诗句是六龄、九龄、十五、三十等四句，并以"充国宾"为其生平大事而多次提及。如诗集卷九《都门感旧七绝句》之五的小序曰："充观国宾者，来自江左百有十人，项子松心，余称莫逆。"在文集卷七《祭昆山相国徐立斋夫子文》中，又云："琇以江表一介，生本芦中，幼业疏于咏凤，壮志误于雕虫。洎乎观国，乃始登龙……夫子则圜桥授讲，临泮论功。引卢植以升堂，赐之一席；拔何蕃之行卷，冠于三雍。"有关用典无须细绎，只要弄清楚"徐立斋"其人仕履和"充观国宾"的最早出典，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立斋为徐元文（1634—1691）号，字公肃，以顺治状元官至大学士。钮琇诗集卷四有《徐大司成立斋夫子四十初度用徐文长韵奉祝》，撰于康熙十二年（1673）。元文从康熙九年至十三年六月任国子监祭酒，"大司成"是对祭酒的别称。清朝国子监生徒，为各府、州、县的贡生、监生，在学坐监期满后拨历部院练习政体，历满考职，优秀者授通判、知县，而祭酒则为总理监务者（参《清史稿·选举一》）。钮琇是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次年在京为祭酒徐元文贺寿，可知钮琇当于此年开始入京城国子监学习，时听徐氏讲学，作业曾被评为杰作。康熙十九年（1680）以国子监教习铨选知县，即所谓"某系壬子拔贡生，以教习考授知县"（尺牍卷四《上彭抚军》）。"国宾"、"观国"诸词，友人孟昭连教授通过《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系统，查出始见于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注曰："公以开元二十四年预京兆贡举而不第，遂困长安，故云早充观国宾。"虽然唐代参加贡举与清朝入国子监不能简单等同，但通观钮琇一生，也只有康熙十二年至京师入国子监一事，可称为"充观国宾"了。故笔者认为，康熙十二年（1673）约为钮琇三十岁，则其生年当在顺治元年（1644），享年六十一岁。尺牍卷一《与仲岷山》之二曰："二月四日为弟生辰。"据此进而可得钮琇出生具体日月。由其父钮宏儒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文集卷七《先考芥庵府君先妣黄氏孺人行状》），可知钮琇出生于父亲三十一岁时。

　　但是，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在钮琇别集中，还有两则记载试图动摇以上的结论。其一是文集卷六《徐伯贞先生传》，记与伯贞子、表弟元灏青年相会时，"与余方在弱冠，距今四十余载"，而"今"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三十六年前之"四十余载"，最保守的估计是顺治十四年（1657），此时"方在弱冠"，其生最迟也在明崇祯十年（1637）。其二是尺牍卷四《启许臬宪》，自云"某官经三仕，拙不逢时；年阅五旬，衰犹縻禄"。许臬宪指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始任广东按察使的许嗣兴，钮琇此际在该省端州府高明县为知县。由于前此第十二封是《答翁学使》，收信人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四十三年任广东学政的翁嵩年，书信以"天南绣节，首莅端州"开篇，故《启许臬宪》亦当写于康熙四十二年。如果钮琇此际才"年阅五旬"，其生又当在顺治十一年（1654）。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的《徐伯贞先生传》和《启许臬宪》，不仅自相抵牾、难以兼容，而且从"不止"和"不足"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质疑着本文钮琇"生年当在顺治元年（1644）"的推考。但是笔者认为，康熙三十六年前之"四十余载"和康熙四十二年之"年阅五旬"，如非是撰写者之笔误，亦必属剞劂者之刊误。具体说来，前之"四十"应为"三十"，后之"五旬"应为"六旬"（而"六旬"恰又证明其生于1644年之正确），理由如下。

　　先看康熙三十六年前之"四十余载"的错误：

　　文集卷八《题怡静仲先生传后》："余总角时读书溪上，怡静先生常信宿竹南小楼……距今且三十余载，余忝秩西陲。"忝秩西陲，指其任陕西白水县知县，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居于此"凡七年"（《书钮书城公治县事》），其中任六年而居一载（参文集卷四《白水县志自序》）；总角，如果以十至十五岁算，其生也就在甲乙前后，无论如何上延，也到不了明崇祯中叶。 诗集卷十《予与沈竹西五兄童稚情亲三十余年，酒盏灯篝，乐数晨夕，无若古粟之聚首阅岁也。春仲，将复理装入都，放笔写意，以志黯然》，沈竹西即沈天宝，与钮琇同为吴江北麻人；古粟指粟邑县，为白水县前身。因前首为《庚午元旦偶成用竹西原韵》，故"春仲"是指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钮琇曾向友人介绍："吾里三人，曰沈竹西天宝、曰黄玉舟玉瑶与幸玻束发交好。"（尺牍卷三《寄康孟谋》）束发指成童之年，一般称十五岁左右，故其生当在甲乙之际。 《觚剩》卷五《〈自怡编〉序》抄录其父宏儒撰《芥庵自怡编》序，其中有云："爰命我子从吴南村游……又二十余载，余诗学益落，而吾子则受知于玉峰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业稍进。"《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钮琇》认为后段文字指钮琇在太学"受到大司成（祭酒）徐玉峰的赏识"。"玉峰徐大司成"其实即昆山徐元文。因昆山城内马鞍山盛产良石，其质如玉，故又名玉峰，古人以之代称昆山。《自怡编》序撰于康熙二十年（1681），元文上年已由内阁学士官至左都御史；而宏儒仍以"大司成"之旧职相称，正说明钮琇受知于徐元文的时间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其任祭酒时。由1673年上溯"二十余载"，约为顺治十年（1653），即宏儒命子师从吴南村之时；而此时、此师，即上引《述哀》诗所谓"九龄择明师"之吴宗汉（1614—1654）。顺治十年的九年之前，亦正当鼎革之际。宗汉为遗民，雅好濂洛之学，充养纯粹，"平居恂恂，体不胜衣，而激于忠义，之死不避"（黄容《明遗民录》卷五）。钮琇虽从游时间不长，却感佩终生。尺牍卷三《与韩子蘧》云："敝业师吴南村夫子，在惊隐诸君中尤节完而学粹。"赞扬吴氏气节和学问为惊隐诗社中之翘楚，希望当时著名选家韩纯玉（1624—1702）能采录其作品。此段所述徐元文和吴宗汉，与钮琇人生和创作均有极大关系。《觚剩》中对吴炎（宗汉侄）、潘柽章身罹庄氏明史案的同情，对昆山徐氏人品事业的溢美，都能在人事上找到渊源。再看康熙四十二年之"年阅五旬"的错误：

　　尺牍卷二《答徐章仲》自言"年届知非，方游思于鹿豕；官称宜拙，复生惧于风涛"。"知非"是五十岁的代称，典出《淮南子·原道训》。徐章仲名炯，为元文兄乾学（1631—1694）的次子。信中提及"老夫子旋里后，每于故乡时通候问"，自己则是"穷谷末吏，寄迹一丸"。前者当指徐乾学康熙二十九年（1690）陛辞还乡 （参《汉名臣传》卷三） ，后者则是仍在白水任上之口吻。钮琇康熙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任白水知县，故"年届知非"的尺牍必撰于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二年之间。

　　尺牍卷三《复震三弟》有"年逾五十，方将生秋风舟楫之思"之语。从信中云"睽隔乡园者五载"，感谢钮震三"蒙念关中大饥"，并以"濡毫冻合，莫罄依依；送雁云遥，讵胜黯黯"作结，可证写于白水之任的第六年，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这样才会"睽隔乡园者五载"）的冬季。此年二月，钮琇已满五十，至年末当然可以说"逾五十"了。

　　诗集卷十二《春日湖村杂咏十六首》其十二之首联云："行当知命岁，正与拙相宜。"这十六首组诗撰于"既揽秦绂之朱，旋辞五斗"（诗序），即刚从白水任上返乡之后，时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此时正应五十岁（"知命"），可见其生当在1644年左右（因为用典而或有一岁之差）。

　　尺牍卷四《复钱宛朱》有"六十老翁，五千远道"之语。从信末提及"《觚剩》告成，聊奉一册，以当岭云之赠"，可知或写于康熙四十年（1701）。小说虽然自序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但书末有"庚辰孟秋，镌《觚剩》将成"的记载（卷八《孟谋绝句》）。如以生于1644年计，为与"五千远道"对仗，五十七八之人自称"六十老翁"，是完全正常的。

　　此外，文集卷三《乞书小启》"幸舶倌暌寻"，尺牍卷三《与陈元孝》"今者年过半百"，同卷《与潘稼堂》"百年过半"，诗集卷十三《张采舒至署以四律留别……》"半百年过仕已三"，分别写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三十八年前后，此时"百年已半"，固然与生于1644的推断不尽吻合（实约五十四五岁，可见"年过半百"之词在钮琇用来是个约数，略同于"五六十岁"，而不等同于五十岁，虽然其笔下的五十、知命或知非亦存在整数和约数的使用区别）；但是如从康熙三十二年《复震三弟》"年逾五十"算起，亦足见康熙四十二年仍"年阅五旬"之非———一个人不能自称年已五十竟说十年之久，何况后者与"六十老翁"的自白又整整相差十年。

　　在这篇短文快要结束时，偶然从薛洪勣先生所著《传奇小说史》中，发现其括注钮琇生年是164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即明崇祯十四年。薛先生研究文言小说有年，学养醇厚，成果卓著，此说或有所本（比如，与上引《复钱宛朱》"六十老翁"正符）。然而这样一来，"三十充国宾"的时间就要提前至康熙九年（1670），而此时钮琇连拔贡生身份尚未获得，哪里有可能贡入太学呢。《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先说钮琇"在太学深造"，之后才谈到他于康熙十一年"获拔贡生的资格，开始进入仕途"，其实也是将清代贡生与太学（国子监）的前后关系颠倒了。关于这一点，除了可看《清史稿·选举一》的介绍外，在《觚剩》卷六《一康》中亦有交代： 郃阳康乃心先"为邑诸生"，因王士禛嘉许其题壁诗而声誉大振，次年才由"学使者贡其名于太学，蜚英驰藻，望重三雍"。这与钮琇的学习经历是相似的，其尺牍卷一《答简谦居夫子》回忆当年原本"自分槁项桑枢，绝意云路"，简老夫子视学江南时，始"拔之菰芦之中，置之琳琅之列，振污嘘朽，德倍帱持。岂期十载长安（引者注：实仅八年而已），两别京兆……因于庚申之夏，勉就铨例，即以是秋，承乏中土"。简谦居即康熙七年（1668）起任江南学政的简上，康熙十年进钮琇为诸生（参《觚剩》续编卷二《简公雪冤》），次年选之为拔贡，使之随后才有"冠于三雍"的太学经历，才有康熙庚申的铨选项城。足见康熙十一年是钮琇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是"逢时特拙"的"江左单微"（《答简谦居夫子》），或者是"生本芦中"的"江表一介"，直至由拔贡入太学，命运才有重大转机，即前引所谓"洎乎观国，乃始登龙"。而这一切似不可能发生在尚未拔贡的康熙九年（1670），故于该年钮琇亦不当有三十岁。不知如此解说，能得学界方家认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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