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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南京开始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气温也一下降到了零下7度。我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有些百无聊赖，看着窗外的雪，思绪亦像飘舞的雪花随风去到了一切能去的所在。我想起了几天前小弟的电话，想起了45年前的那场雪，也想起了我已经逝去了11年的父亲，往事就像这个绵长的冬季越拉越长……

　　记得我儿时所在的村庄北面一大片竹园的边上有一个“社场”，这里是村里的粮食仓库，庄稼收割时是脱粒、扬晒谷粒的场地，平时又是村民集会的场所。一般到了冬季，庄稼地里已经没有多少活计，这里也就显得冷清了些。但自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拉开了“文化大”的序幕，这里成了造反司令部的所在地之后，就再也没有清静过。

　　1966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雪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早了点。

　　父亲就是那一年的冬天，而且正是下着雪的那一天被定为“走资派”的。那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到在刚刚落成的专门用来张贴大字报的专栏里，父亲的名字被打成了红色的叉叉。回到家看到母亲阴郁的脸，便想起了雪地里的那一片腥红，我虽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不敢问。从此，游街、批斗，就成了父亲的“家常便饭”了。

　　那个名曰“卫东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与我同村，在附近村埭是出了名的不安分守己的人，专干些倒卖倒卖的营生。现在把这种行为叫做“营销”，那时候就叫做“投机倒把”，而且政府是把这类人统统划入“外流人员”之列的，即为不干农活，在外面四处闯荡的人，是属于政府“管制”的对象。“文革”初始，他突然回乡成立了造反司令部，并自封“司令”，干起了“造反”、“夺权”的事，一时横行乡里，成了附近人人皆知的“红色司令”，父亲也就成了他“造反”、“夺权”的首选对象。其实，父亲当初对他这种政府明令禁止的行为并没有太多的干预，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这也不失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用父亲当年的话说只要不危害社会，也就瞪只眼闭只眼了。可父亲的这种宽容与大度并没有换得他的感恩，相反他倒有些以怨报德了。

　　其实，那个年代想打倒谁如同儿戏，不管官职大小，资历深浅，上到国家主席，下到生产队的一个小小记工员，在造反派的眼里，只要稍微有点权力的都属“当权派”，都属要揪出来批斗一番的对象；不仅仅是有宿怨的，只要是看不顺眼的，即使是个草民，也可以拉出来“示众”的，更不要说像父亲这样有一点“小权”的“当权派”和那些“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了。

　　一个雪夜，“司令部”里灯火通明，父亲在这里已经第几次挨斗我已经记不清了。那天，我在母亲的允许下去了一次父亲挨斗的会场，只见父亲站在一张农村常见的那种窄窄的长条凳上，脖子上挂着用铁丝栓着的大黑板，黑板上父亲那倒写着的名字被红粉笔再次打成了叉叉，就像那时候公安部门贴的布告中被枪决的犯人名字都被打了红叉叉一样，只不过一个还没有“执行”，一个已经被执行了。

　　父亲早年患有气管炎病，一到冬天就要犯，这是一次阑尾手术着凉落下的病根，事情也是发生在上世纪的一个冬季。

　　上世纪的冬天似乎比现在要冷许多，批斗父亲的会场里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穿着厚厚棉袄的我都感到一阵阵的寒意透过了后背，但脖子上挂着黑板、站立在长条凳上的父亲的额头上却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但在回答造反派的询问时，我还是听出了父亲说话时从喉管里发出的哮喘音。

　　我在早年写的一篇《姐姐的影子》的文章里，记叙了母亲给我讲的姐姐故事，但我的姐姐死得太早，随后母亲生的两个孩子也没能活下来。之后，父母就领养了一个和我去世的姐姐一样大的女孩，这个女孩后来就成了我的姐姐。我后来的这个姐姐也是苦人家出身，到我们家没几年，就嫁给了同村的一户人家。那天，我来到批斗会场的时候，姐姐也在批斗的人群里，开始她根本就没有在意我的到来，她在动容地听着造反派们对父亲的“控诉”，在随着造反派们呼喊着打倒、火烧、炮轰父亲的各种口号。当突然看到站在她身边的我没有跟着造反派呼喊口号，很不悦地问我为什么不喊打倒父亲的口号，我回敬她：“为什么要喊？”她却对我说：“父亲现在是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定要与‘他’划清界线。”在批斗会现场，除了十足的火药味，已然不见了平常的人情和亲情，父亲在女儿的称谓里已成了“他”了，人心就像这寒冷的冬季，也已经跌入了冰点。

　　那年的冬季特别长，下雪的时间似乎也特别长，等我没让姐姐说完就转身跑到家的时候已经似个小雪人了，我把在会场看到的姐姐在批斗父亲时的情景和姐姐跟我说的一席话讲给母亲听了，母亲一边听，一边默默地帮我拍打着身上的雪，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这天开始，母亲就再也不让我去批斗父亲的现场了。尽管我那时候还小，懂不了多少分明的爱或憎，但至少知道一点父亲绝不是造反派说的什么“坏人”，更不是那种需要打上红叉叉的“坏人”。

　　慢慢地父亲对各种批斗会也习以为常了，对造反派们对他的“血泪”控诉显得很坦然。父亲曾对我说过，男人的头颅是用来顶天的。即使在被“专政”的岁月里，父亲也从来没有向造反派们低过头。当造反派要他低头认罪时，父亲说只认错不认罪，因为没有罪可以认，所以，头是不能低的；有时造反派要拉父亲去“游街”，在戴什么“帽子”的问题上还很“挑剔”。他对造反派说，“高帽子”是不戴的，因为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给地主老财戴的都是“高帽子”，我不是地主老财，所以，坚决不戴“高帽子”。因此，父亲每次“游街”戴的就是一顶造反派专门为父亲“特制”的“官帽”，用墨汁把白纸涂成了黑色，两边还有翘着的“耳朵”，就像古装戏里的芝麻官戴的帽子，走起路来两只“耳朵”还一晃一晃的。

　　给父亲平反时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三起三落的也重新回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上了，那时我也已经参军去了山海关，但我从父亲的来信里还是读出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心情。我在与父亲的通信中，或是后来与父亲相聚的日子里，有时还会提及“文革”时期他挨斗的那些往事，父亲用的最多的也是小平同志讲过的三个字——向前看。

　　今年的1月12日晚上，小弟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是父亲的祭日。我又何曾能够忘记！同时，也让我想起了11年前父亲去世时的一件往事。

　　父亲亦是去世在像现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季。在我和弟弟、姐姐为父亲守孝的三天时间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现在已是我邻居的文革时期的“司令”第二天也来了，而且一直在帮着张罗父亲的丧事，俨然成了“大总管”了。我问母亲为什么叫他来张罗这些事啊，随即母亲便告诉了我一件事：是他一直走到奔牛到我姑姑家报的丧。

　　报丧，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习俗，即家中的老人去世了，得由儿女或亲人上门把信息通报给其他所有的亲属。就在父亲去世的当天，文革时期的“司令”找到我母亲，让我母亲把他权当自己的亲人，并由他到奔牛我姑姑家去报丧，他说：“也算是最后为老头子做点事。”

　　奔牛是原武进县、现在常州市的一个镇，离我老家大约有50里的路程，听说那天他是走着去的。我所在的镇和奔牛镇之间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有汽车相通了，现在的交通就更发达，而且在城里人家还少有私家车的年代，文革时期的“司令”家里就已经有了小汽车了，况且，那时的农村几乎家家都通了电话，为什么他要放弃这些便利，用一天一夜的时间选择步行去奔牛我姑姑家呢？在他稍稍空闲的当口，我找到他并提出了我的疑问，而他的一番话至今仍然让我的心灵感到震颤。他说：“我选择步行100里路去你姑姑家报丧，是想赎罪，是想救赎我在你爸爸身上所犯的罪孽。”随即他递给我一支烟，也给了自己一支烟，但他几次都没有点着，他的手在抖。在我给他点着烟的同时，也看到了我面前这个当年文革时期威风八面的“司令”、现在已是花甲老人眼里的泪花……

　　文革以后的这么多年时间里，我们兄弟仨与姐姐还是保持着亲密的往来，文革时期的“司令”不仅成了我家的邻居，而且我们与他以及他的子女们也常有走动，似乎过去的那些往事已渐渐地淡出了记忆。其实不然，文革时期的那段经历不仅让当时的“受害者”刻骨铭心，也让类似“司令”这样的“害人者”的内心深受折磨，他采取这种劳其筋骨的极端的“赎罪”方式，有着一种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就像我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她偶然也会提起当年的“狂热”，但我每次都尽量回避那段历史，就生怕触痛姐姐仍然在饱受煎熬的心灵深处的那块伤疤。

　　这是人类的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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