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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面写道：“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眠，开始回顾自己的旅程，现时的纷扰迷乱居然已经开始淡逝，而有些事件则变得明晰起来：原来，在这种意义上，回忆和期待一样，是一种简化和剪辑现实的工具。”

　　我住在所谓四星半的酒店里仍然会不时感到羁旅之苦，即使悉尼很美，我也只能在结束每一天行程时体味到它的绚丽多彩。正如德波顿所建议的，我也尝试着在某个比较放松的时刻，抛开旅行之中的没有美感的僵硬的细节，只将有意义的片段重新连接在一起。我的脑海里只有悉尼歌剧院、只有跨海大桥，只有圣玛丽亚天主教堂里拼花玻璃浓墨重彩的层层光影。

　　在我眼里，澳大利亚是一抹鲜活而不安分的亮色，她千百年来寂寞地偏居南太平洋一隅，却在近代的一个黎明成为欧罗巴之梦的延续。我想起第一天见到的在悉尼歌剧院对面的麦奎 利 夫人的椅子，所谓的椅子只是海港边的一块石头，百年前，伊丽莎白·麦奎 利 夫人便坐在这块石头上等待麦奎利总督的船从远方的英格兰归来，于是人们便帮她把石头打造成了椅子。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可以把悉尼甚至是澳大利亚比作一个女人，那一定是麦奎 利 夫人，而如果一定要为麦奎 利 夫人寻找一个光鲜亮丽的形象，那一定是妮可基德曼。

　　麦奎 利 夫人的椅子之所以能如此令人动容，不只是因为那一段浪漫而悠远的殖民地爱情。更多是因为我在石椅上的斑斑青苔上看到了一段属于悉尼的并不遥远的历史，从环绕石椅的层层绿荫中看到了一群背井离乡的不列颠人远渡重洋，击碎了一片世外桃源的宁静，却在南十字星空下耕耘出了另一片大陆的繁荣。再多血腥的战争与镇压、再多痛彻心扉的生离死别都湮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化作虚无。如今麦奎 利 夫人的椅子仅仅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镶嵌在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间，只有低下头细心去发掘它，才能注意到它芬芳而优雅的存在。就像在悉尼市区某条街道，我注意到石砌的斑斑驳驳的墙壁间镶嵌着的一块大理石板，上面深深镌刻着古典大方的英文圆体字，内容大致是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爵士阁下为庆贺某家店铺的开张大吉而赠送了这样一块石板，只是时光似流水无情，当时的种种喜悦与无奈的情绪今人无处可知。

　　一般带有殖民地历史的地域往往都有一种特定情结，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悉尼在我眼里是个早熟而忧伤的美丽少女，她身上有被生硬塑造过的人造美，穿着一件线条坚硬的西装，坐在街边的茶餐厅里品下午茶，过着与年龄不相符的精致，纵然显得腐朽而腐朽的生活，她是麦奎 利 夫人那样的女人，有着一双幽怨的眼，渴望去拥抱自己深爱的人，来驱赶寒夜的空虚，正如澳大利亚联邦的国歌里所唱到的：“这里有无穷的原野，给远来的移民；让我们勇敢地联手，使澳大利亚，前进。”

　　我觉得大多数人对这次澳洲之行最期待的一定是悉尼歌剧院，我也是。当隔海观望贝壳形状却显得出奇矮小的悉尼歌剧院时不少人会大失所望，我也是。在我眼里，悉尼歌剧院在水中更像是一朵晶莹却苍白的花，既已微微绽放就离花凋不远，她不是我想象中雄伟夸张，风格大胆的现代派建筑。我不懂建筑，拥有的也仅仅是一些属于我个人的感性认知。不过当我近距离接触这座庞然大物的时候，才真正被她震撼到。唯一可惜的是没有机会在歌剧院里听一出歌剧，见到墙壁上五彩斑斓的海报，我憧憬着若干年后有这样的机会。

　　说道悉尼歌剧院的建造过程，我不得不再次强调属于悉尼这座城市的伤感气息。歌剧院的建造者，丹麦设计师约恩· 乌特松 先生用心血浇灌出了他的作品，为了捍卫这份作品的尊严和澳大利亚政府决裂，半个世纪不再登陆澳洲大陆，直到生命尽头。但迟暮之年的 乌特松 先生却坦言，自己的灵魂没有一天不在梦里回到悉尼歌剧院的上空，就像回到一个失落已久的孩子身边。悉尼歌剧院的建造一波三折，甚至在政府的资金问题影响下差点成为烂尾工程。她的成长分外曲折、痛苦。

　　真正的艺术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也是最令人心痛的一群人。他们往往活得偏执，用自己单薄的一生同世界战斗。他们任性，怀着最炽热的情感，像夸父般追逐天边的日光，是我们整个文明世界最有力量的撼动者，可他们生来就注定要接受属于自己独有的悲剧命格。

　　澳大利亚给我的感觉是一片过分安逸的人间乐土，生活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享受着现成的完善制度，领取着高额的福利，身边又是一群十分友善的邻居。虽然家境不够富裕的留学生来到澳大利亚求学，一样会感到艰辛困苦，但整体轻松闲适的气氛似乎不是很对我的胃口。虽然心中美好的英伦是未知的，但总要走过一遭才能最终得到结论，在此之前，我仍然相信有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在默默等待着我，也许是最熟悉的长安城，也许是从未听闻的穷乡僻壤。人要趁年轻的时候背上行囊，欣赏一路花开。生命才变得宽广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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