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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恶鲁迅的人，惧鲁迅的人，对鲁迅并不总采取骂和攻击的态度，他们还有更巧妙的手法。其实谩骂和攻击，往往都是一些十分单纯的小人物的小把戏，对鲁迅所能造成的伤害仅是表层的。鲁迅真正的敌人，在生前，是封杀，是禁；在死后，是宣布他使命的完成，是对他文字的曲解，是瞎吹滥捧——将其弄到云端，让不明所以的后人对他敬而远之，甚至心生厌恶。

　　（二）

　　我总感觉我们生活中有两个鲁迅：一个是僵死的，冰冷的，令人厌恶的，他被人供奉着，立为圣像；另一个鲁迅仍活着，活在那个被欺辱、被践踏的群体，活在无意间走进他留下的那片密林深处的人的心里。供奉他的人尽量削剪他的锋芒，让他和现实保持“一致”、保持“相和”。在心里纪念他的人，大多有过噩梦般的非人经历，仿若从地狱、炼狱走过一般，“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差别：供奉他的人绝不爱他；爱他的人，又坚拒供奉他。这种分裂是自然的。鲁迅的性质决定了他死后的遭遇。

　　（三）

　　总有一些人认为鲁迅被宣传的太多了，鲁迅被捧得太高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宣传”是为了歪曲、为了让更多的人远离他，“捧”是为了抽去他的精神，使他不再是一个战士而变成一个偶像，一个卫道者。我们回头认真想一想，鲁迅被捧得最高的时候，是不是他的精神被曲解得最厉害的时候？鲁迅语录满天飞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后继者（这里的“后继者”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而是泛指所有受他的影响受良心的指引追求真理坚持讲真话的人）被讨伐得最猛烈被扫荡得最彻底的时候？因为鲁迅被捧得太高、被“美化”得太离奇而对鲁迅心生厌恶、从而与鲁迅有意“保持一段距离”的人，是不是中了吹捧者的调虎离山计了？

　　（四）

　　鲁迅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是应运而生的，因而也必然应运而亡。这“运”就是中华民族的贫病、积弱和颓废，就是中国社会空前的危机、灾难和困厄，就是在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的那些人的虚伪、无耻和堕落。就鲁迅自己而言，他是希望自己“速朽”的。唯其速朽，才能证明中国有真进步；他的不能速朽，恰是他个人最深重的悲哀，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大不幸。但是这与种种“封杀”和“捧杀”是无关的，“封杀”与“捧杀”，只会进一步证明他的价值，证明他曾生活的那块土地上仍有鬼魅在活动。

　　（五）

　　鲁迅的声音，是中国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郁积在心头几千年的声音，鲁迅的反叛，是中国被欺辱的知识分子酝酿了数百年的反叛。有了这声音，中国的劳苦大众才第一次让统治者从内心深处感到了恐惧；有了这声音，一切花言巧语为压迫辩护的“理论”才永远被宣判为谎言；而有了这反叛，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才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走出了敢挺直腰板说话、敢为民众说话的人。这样的一个“祸患无穷”的家伙，怎么可能是“捧”它的那些人希望人人学习、人人“看齐”的对象呢？

　　（六）

　　我也是渐渐才明白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骂他、咒他、恨他、诬陷他，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从内心惊惧他、从本质上与他相异相斥的人，在他死后要一再地捧他、把他偶像化。鲁迅之所以是鲁迅，而不是一个其他含含糊糊的存在，就在于他爱得太深，恨得太深，爱得太直白，恨得也太直白。那些被他指斥的，可能祖祖辈辈也没有遭受过这样的“不敬”；那些被他撕下假面的人，可能世世代代也未曾经历过如此的尴尬。鲁迅不是对某一个人表现了不敬，他是对一个群类、一种生存方式表示了憎恶、进行了最无情的口诛笔伐和最大胆最放肆的揭露，只要这个群类还在，只要这种生存方式仍在延续，我们就不会听不到围着鲁迅的狂吠。然而这种狂吠有一天忽然变成了恭维。好象鲁迅和恭维他的人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这真是世界上最精明的自我保护的方式。有人就此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专制为什么偏偏找着了鲁迅——鲁迅是反专制的，一个反专制的人为什么却被专制所利用？这问题看似复杂，要回答它也十分简单：专制已经深知自己臭名昭著，必须穿一件新时代流行的外衣才能逃脱被审判的厄运，而鲁迅恰恰是呼唤新时代的旗手，站在这面旗下，舞动这面旗帜，谁还敢怀疑舞旗的人不是进步力量的代表呢？

　　（七）

　　听说现在有这样一种照相机：一个人穿着衣服照相，照出来的却是裸体。鲁迅恰是在精神的意义上，给中国人拍了裸相。面对这样的裸相，有人疯了似的叫着、骂着、跳着.....。但这叫、这骂、这跳，也被鲁迅拍了下来， 鲁迅之被人憎恶、诅咒，应该是“罪有应得”的。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他是第一个系统而完整地给中国人拍摄精神底片的人，有自省精神的中国人，终于可以从这些底片里看到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并设法进一步探寻病因，从而找出救治的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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