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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了。

　　春天来了。

　　虽然还有些风寒，却已是草长莺飞。

　　天上风筝多起来，带着地上孩子们的欢笑。但这笑声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开心清脆，却总叫人觉到一丝冷涩，因为站在身边的爷爷奶奶，他们的故事没有父母远游的丰富。

　　又一轮留守。

　　老人。

　　孩子。

　　小姑娘红脸蛋的笑凝滞起来，她出神地盯着风筝想：我能象风筝一样飞吗？我能看见爸爸妈妈的广州吗？我要飞到他们身边去！

　　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们没有长出风筝那样的翅膀，所以只好和走不动的爷爷奶奶一起留守。二月二龙抬头，在南方这叫花朝节，春秋《陶朱公书》即有记载，据说这一天是百花的生日，但这姹紫嫣红却陶醉不了小姑娘童稚的心。

　　他们的生活缺失了些什么？

　　我感到一丝悲凉一一一这金属时代正在逝去的原始和正在磨灭的纯朴的无奈和悲哀。

　　谁家的音乐里正送过凤凰传奇《荷塘月色》，满池荷香没有荷塘春光的明丽和清雅，一股淡淡的乡愁却油然涌上心头。

　　我把头转向树影后参差斑驳的一片村宅。

　　节后的村庄已然清静，庄稼倒是绿油油地茂盛着，却少了昔日农人劳作归去来的欢声笑语，暂时还没有荒芜的田园也还齐整，庄场上还残存的几头老牛懒洋洋晒着太阳，地里已经没有多少活儿，养着它们只是老东家的一种不舍，有它们在就有这群老家伙们对土地的念想。

　　村场边蹲着三四个老人，都眯着双眼双手拢在袖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一个老头摘下帽子拍了拍上面的灰尘说：“唉，戴不成了。"

　　旁边的人都挣开眼，先看看暖暖的日头再看看那顶新毡帽，坐在碾石上的老太把一把鼻涕抹在碾盘上又把手在身下的布垫上擦了擦说“老二在北京买的？”

　　老头没说话，整了整帽子重新戴在头上许久才答非所问地“唉”了声说；“能昨？！”

　　我抬头望了望空中翻飞的风筝，那风筝就象远行的游子们，身后的老村是攥着绳子的孩子和老人，这条线牵着他们，不论飞多远飞多高都有自己的归宿。但孩子们在长大，而老人和村庄却在老去，我不知道这种牵挂还能维系多久。

　　和他们比我是故土的常客，十天半月总象鸟儿样不归窝不踏实。巷街里很冷清，冷清得叫人无法从年节的欢快中突然面对。

　　我顺着街巷一个人郁郁地向东走，尽头是东沟沿，站在那能看见黄河，那旁边就有我家的老屋。东头埝子上没有人。左边的一门祠堂大门紧锁，那锁子己锈成了一个黄疙瘩，门口堆着粪土。旁边山墙上砸开的那道小门空洞地对着曰头，这是当年第一生产队记工分的地方。那时我和二刚就是在这二尺宽的门口把手伸进挡着的轿车毂辘偷被当成毒草准备烧掉的书（见《丰羽的困惑与快乐》），右边墙上的报栏还在，但早已剩下架子，当年这里人声鼎沸的时候是社员们边记工分边看那上面刚贴的副统帅林彪摔死温都尔汗的消息。记得这个报栏还露过一回大脸就是毛主席去世，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那时全中国人都记得这令人悲痛欲绝的一刻，不久这墙报就贴了个满当。那时我刚识得几个字，恨不得把一世上能认得的字全刻在脑子里，于是那两边的框住的一副对联至今记得：悲痛化作千钧力，丰功伟绩颂不尽。

　　祠堂遥对的沟沿上的戏台已没了痕迹，我们顽尿泥的时候那戏楼早已坦塌只剩了一个高高的土台，如今据说已全部崩裂到南沟了，所以一眼就是望不尽的黄河云烟。

　　这是生我养我四十年的村宅，是从何时开始没落破败的？

　　腊月二十，一个个远方的游子们象放飞的风筝飞回了故土，不管你在外当官的凤光荣耀或者打工奔命的灰头土脸，你都被故土这根线挂着。这里有你守门看户的娘，有你的父老乡亲，你的祖先埋在东凸崖上，你的根在这里！

　　那时的街巷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小汽车一辆排着一辆让本来宽敞的村巷骤然窄狭叫人无法插足，老人们在一起显摆自己孩子，谁家城里买了房谁家有了私家车谁娃的官又升了谁女儿嫁了个好汉；孩子们黏住刚到家的父母赖在商店门口要满足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年，把所有人都拉回了故乡，虽然都是短暂的停留，虽然回到除夕初二又要运走已是'“家”的过客，可每个人都还在“过”。这是紧张生活中难得休闲的时节，又是久别的朋友相聚的时节。这时候既放任心绪又交流在外游历的心得。

　　记得腊月二十八早晨，我照例七点出门散步，多年上操的习惯到家也攺不了。昨日喧嚣的村庄还没有从熟睡中醒来，夜晚的一会雨加雪，使巷道湿漉漉的，今年节前已经过了立春，虽然空气还有些寒冷，却并不是取不出手来。我顺着村南沟边往东走。

　　宽敞的一门祠堂门前站着一个人，是老邻居录叔。七十多岁人了瞌睡少。。我打过招呼递给他一颗烟。我早就想问录叔关于当年祠堂烧书的事，今天碰上了正好。

　　“录叔，你还记得红卫兵烧刘校长书的事吗？”因为我早就知道录叔也是当年造反派，当年那些拿了东家铜香炉西家银酒壶南家石头镜北家檀木枕的后来郁被派出所叫过并把东西还给了人家。而这些人里没有录叔。但我不敢保证录叔是不是对提当年造反派反感，所以只好小心翼翼地问。

　　“知道！”录叔不加思索，“虽然三四十年了，昨不记得。”

　　我兴奋“那些书落到谁手了？”

　　“烧了呀I”他愕然。

　　我不死心：“真的？”

　　“真的！你怎么记起问这个？”

　　我指了指一门祠堂南边那个砸开的小门，把当年在这里偷书的事说了遍。

　　录叔说：“当时是确实准备堆在那门里烧，门口挡了个轿车毂辘，后来怕烧了祠堂，刘校长家楼上的书也让搜出了，多得拉了五六车，里面放不下了，就全堆在这埝子中间那棵大槐树下。那槐树半边都烧着了，后来就死了。"

　　那槐树我是记得的，总有大人一抱粗，后来就死了。

　　我心里彻底绝望了，但仍犹疑地问：“真的？”录叔说：“真的！我一直在当场。心痛呀！那么多好书，那可是你们读书人的宝呀！”

　　我彻底绝望了。

　　十几年前，哲叔告诉我，当年抄刘校长几千册的书可能落到某一个造反派手里了，那棵一个人抱不过的老槐确是烧死了，但没有人相信那么多书会全烧了，我曾在几年前找过当年造反派头头的儿子，这个好吃懒做的小子答应在他已死的老子老宅的楼上帮我找，我给他的酬劳是每本书五块钱，不论什么书我全要，老校长后人已没有人读书了。

　　我当然失望了。

　　我看着埝子中央老槐的故址正出神，录叔却望着祠堂叹息：“唉，败了败了呀！”

　　我不解。

　　“你知道咱这村子兴盛的时候有多热闹吗？”

　　这是我很早就想知道的。

　　“当年咱这刘姓老弟兄四个呢。树大分叉，老大一门就是这井巷，西头是水井东头是祠堂，所以这叫一门祠堂。”录叔指着祠堂说，“二门三门四门祠堂分别在南边的小庙巷北边的后巷还有西巷，这些祠堂有的还在。这是我知道的，如今西头还有这样的一个祠堂，都一样破烂不堪了。”

　　录叔告诉我原来村子是四条老巷，东边三条并列齐整，东西两头有哨门，晚上门一关，跑贼跑土匪都不怕。这一门祠堂是老大，南边沟沿上有戏楼，三五天就唱戏，这埝场上是集市，逢三六九开集。

　　“东边这两条巷不是刘家？”我指着祠堂东的戏楼巷和楼底巷问。

　　“原来不是。咱这戏楼老巷是刘姓分出的，而那楼底巷原来据说是叫‘奴的巷’，是熬活长工住的，后来解放了，有人嫌难听就改了一回叫‘刘的巷’，如今才叫‘楼底巷'。”

　　我想最初应该是就叫楼底巷的。

　　戏楼巷的东头便是我家的老屋。巷子靠沟，政府要求搬迁，现在是都住在村西头的阳光地段了。“你住在西头学校边，怎么又搬回老屋住？”我问录叔。

　　录叔叹了一声告诉我，两个儿子的四个娃都送城里上学了，他们老两口住东头沟边上清静。“再说西头学校只剩下3个学生了。”录叔的语气里含着悲哀。

　　我到学校去过。在这三千口人的大村，最多时学校五六百娃，而如今偌大的校园冷冷清清，你进了学校竟不知道那三个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在哪里上课。学校门口像这老祠堂一样堆了许多粪土，上面杂草丛生，门壁两边灰墙上的八个字：自强不息，振兴中华。己然剥落不清，似在表达这只有三个学生的学校不关门的决心。

　　一切都在变，一切却都没有改变。

　　在这春日的阳光里，我郁郁地站在老祠堂前。井巷只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在沙堆上耍，这戏楼巷只录叔搬回去住，这会儿不知去了哪里。埝场上空无一人。一只老鼠从那山墙上砸开的门里爬出来，看看我又爬了回去，在我面前它丝毫没有鬼头鬼脑地躲闪。

　　我站在东崖边上。脚下是层层的梯田，黄河永远在流淌着，只是没有夏曰涨河时的嚎叫声咆哮声。虽然阳光明媚，对面的山西万荣临猗却迷蒙在尘雾里，连崖下的沿黄公路也看不见。几只从头上飞过的鸟儿更增加了黄河狭谷的空旷沉寂，能表明这天地间还有人的是沟南边爬坡的车辆的答答声。

　　我不禁想唱那首阿宝的《信天游》一一

　　我低头向山沟

　　追逐逝去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

　　不见我的童年

　　我抬头向青天

　　搜寻逝去的昨天

　　白云悠悠尽情地游

　　什么都没改变

　　……

　　回头望去，身后的故村正如一个历经人间沧桑的老人，虽然新盖的几片瓷砖院墙在极力阻止她渐渐老去，但进步总使让历史在延伸中故旧和曾经。虽然我们极为不舍，虽然我们无奈恻然，可我们无法改变。

　　我又看见那留守的孩子滞涩的笑，我想，若干年后他们也会象父母一样飞向无知的什么地方，等他们老去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知道哪里是他们的根，哪里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村西头场院的北墙下，那几个老人还在晒太阳，满脸被岁月镌刻出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历史的厚重和人世的苍凉。他们眯着眼似在思考什么或者棍本就没有思考什么。那是一尊尊雕塑，永恒的雕塑。许多年后我跑不动的时候也会挪到这北墙下成为新的雕塑。

　　我想告诉我的子孙们，记住这张脸，永远镌刻在心中并世世代代传下去。

　　席慕容说：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大树

　　永不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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