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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几个月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回想自己四十年从教生涯，有“僵卧孤村”的寂寞，有“风正一帆悬”的潇洒，但更多的是“波澜不惊”日日夜夜，但无论何时我都没有忘记过初心，珍惜教师这一平凡而高尚的职业，踏石留印，一步步走到今天。回首往事，要说那抹不去的记忆，当属刚参加工作时的那段难忘时光。

　　我是恢复中高考后首届跳出农门的寒门子弟。说是七七届，其实七八年三月才正式入学，校址在省会北郊。说是师范学校，报到时看到的却是“石家庄教师进修学校”的牌子；说是一所历史悠久学校，却跟省四建一木材加工厂同占一院。上学总得有课本吧，偏偏每天就发点打印的讲义稿，就一本教育心理学，还是五几年翻译苏联的。不过半年后我们就搬进了市中心的新建学校。我就在这个速成师范文科上了一年半，就毕业分配到西郊一所学校任教去了。

　　说起来是在石家庄上班，实在有点寒碜，我工作的地方跟县里农村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多了些大片大片的西红柿、黄瓜、茄子、冬瓜地，拿现在的话说叫“绿色蔬菜生产基地”。每个机井旁，都有一个大粪坑，浇菜的时候，有人不紧不慢地用一长把铁勺子掏起有机肥倒进垄沟里。

　　我所在的村子名叫南郭村，是不是当年滥竽充数的那位先生所在的村落，我没有考证过，不过寓言故事里的事能信以为真吗？村子不足千人，学生不到三百，单轨制，小学、初中总共七个班，十一二个老师。除了校长和一个临近退休的梁老师加上我一个来相会的“年轻的朋友”，其余都是代课老师。学校坐落在村子东面，坐北朝南，临街一个拱形门洞，安着两扇半大黑色木门。西面有两间宿舍，东面是校长室和一间挺大的办公室，我们开会、办公都在这间屋里。再往北就是操场，操场北面依次向北是三排青砖平房教室。学校规模较小，就我一个外地人，也没有伙房。办公室北面东侧有一间生着火的水房，也就兼做我的专用厨房了。我报到的时候，校长早把锅碗瓢勺米面油盐置办好了。好在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四年级母亲去世后就学会了做家常便饭，独立生活几乎没有“难度系数”。

　　毕业那年，我才是二十岁的年轻而瘦弱的小伙子。虽谈不上血气方刚，但“初生牛犊不怕苦”的胆量还是有的。晚上我一个人住校，不管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从没有害怕过。就是别生病，离家百余里心里多少有些难过。头疼感冒连药也不吃，喝点姜糖水，在操场跑几圈就“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感冒严重了，此法就不奏效了。记得有一次，大概是重感冒吧，发烧咳嗽吐痰。在村医疗打了退烧针，烧是止住了，但浑身乏力不想动弹，上完课就躺在床上盖被子休息。当时校长的妹妹——一个中等个子，齐耳短发，利利索索，目光和善的四十来岁的中年老师，得知我生病以后，非把我叫到家里吃饭。我说感冒是会传染的，你家里有两个孩子，我能扛得住。谁知她吃过午饭，用一带盖儿搪瓷盆，给我送来一盆疙瘩汤，绿油油的菠菜汤里还卧着一个鸡蛋。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眼泪差点儿从眼眶里滚出来。它让我体验到人处困境时有母亲般的关心是多么珍贵，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她的名子——郝清梅。

　　学校还有一位长我四五岁的女教师名叫卞香菊，她的侄子在我班上，所以接触、交谈稍多了一点儿。她也留短发，长得比郝老师稍高一些，属细高挑儿吧，眼睛也大大的给人亲切的感觉。当年提倡晚婚晚育，听郝老师说她已订婚，明年准备结婚。大概还是姑娘的缘故吧，她时不时早来学校一步，送我一把青菜，或几根黄瓜，几个西红柿。其实我工作在蔬菜基地的郊区并不十分缺菜，每五天生产队要给社员分一次菜，作为村里的老师，花几毛钱可买回不少青菜。西红柿最便宜的时候，只有二分钱一斤。她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侄子调皮一些，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或者是出于同情想帮助一下外地人吧。不管怎样，他们是我在人生最孤独、寂寞的时候，投给我生命丛林中一缕缕温暖的阳光。

　　在南郭村，还有一位老者与我相熟，我只知道他姓杨，称他杨叔。他家就在学校附近，一次给生产队修机井，不慎将左脚砸伤，出院后拄着双拐经常晚上找我聊天。他虽是农民，但喜欢看书，知识渊博。而我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夏天的时候也常常在宿舍门口的灯下读书。只要听到“噔噔”的拐杖声响，我就给他搬个靠背椅，倒杯白开水，跟他在灯下扯闲篇。从他娓娓的讲述中，我了解了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石家庄村就在咱们留营乡，隶属正定府获鹿县。正太铁路修建时曾设振头站。20年代初大兴纱厂创建，城市中心向东迁移，将休门、栗村并入，称石门市，解放后更名为石家庄市。我在这座城市上学参工已近三年，还是第一次听人讲起这座城市的由来，眼界因此大开。老人家见我整天翻着厚厚的书看，就预言我将来必有出息。不管真假，我读书的兴趣大增，四卷本《红楼梦》我读了不下三遍。为了丰富课余生活，我还跟着学校播放广播操的收放机学唱“每周一歌”。关牧村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数首歌曲就是那时烂熟于心的。唯一心里硌硬的是那年冬天，梁老师不想跑家，跟我同居一室，告诉我前年这个屋病死过一个老师。尽管我没见过那个人，但夜深人静时一个人住在学校，看到小说中恐怖场面描写时，毛根子直往起奓。

　　第二年暑假开学后，不知什么原因领导通知我到张营学校报到。大概是校长怕我一个人住校太过孤单吧。出村往西不到二里就是新单位，这里有两位同年分来的师范同学，加上前一年上届一个同学有了四人结伴。该村毗邻石家庄电化厂，穿过石太铁路就可到工厂餐厅就餐。工厂很大，东西长约三里，厂部大楼里设有电大班，星期天闲着没事还可以到电大旁听，但更多时候是读中外名著。因为这所学校规模较大，分小学部、初中部（初中部后来迁新校，就是现在的五十九中）。学校藏书较多，像《创业史》《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我都是在那儿读过的。我一九八一年结婚就是在这所学校。记得当时小学部送我一被面，初中部送我一床单。那时候还不兴随份子，婚后我只发了些瓜子、喜糖，终身大事就结了，哪里像现在结个婚这么复杂、繁琐、累赘，让家长十天半月不得安生。前几年县教育局一副局长告诉我，他最近跟市里某区教育局长吃了顿饭，我一听对方的名字，觉得特别耳熟，这不是当年张营的一个同事吗？于是，就打电话过去，想了解张营同事的近况如何，谁知他“贵人多忘事”竟彻底把我这个经常扛着平锨修操场的体育老师给忘了。

　　真应了电影《地道战》里那句台词“打一枪，换个地方”，第三年不知为什们又把我调到留营学区工作，主要是给学区下属各校送个通知，组织个会什么的。总校长姓冯，长得有点像相声艺术家侯宝林。他吸烟又喝酒，嗓子经常“呵喽”“呵喽”的，对人和蔼可亲。我到学区后，他就告诉我可在晚上到他办公室看电视，“北京晚报”只要不是当天的可随便拿走。就是经常让我中午提上空暖瓶到附近的一家宾馆花上几块钱给他打壶啤酒，外加买回半斤猪头肉、半斤花生米。饭馆子一次也没见他去过。

　　学区就住在留营学校，收发是个将近退休的老太太。她是长沙人，普通话不是很标准，是原北京景山学校的音乐老师。老头子（她的原话）调五十四所后，她也跟着过来的。她个子不高，胖墩墩的，说话嗓音洪亮。就是在她家，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彩电和冰箱。她坐在收发室天天看报纸，有喜欢的文章就推荐给我，她知道我有剪报的习惯。

　　一九八二年，老家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也告诉我准备给我兄弟俩分家。妻子一人在家，没地好说，有了责任田男人不在家困难太大。于是我逐级申请，终于在八月份获准调回了县里。

　　奋斗了将近四十年，最终也没有像南郭村老者预言的那样“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一生获得的最高荣誉是省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县十佳校长。送了十七年毕业班，不敢说桃李遍天下，但成才的学生确实不少，上至知名教授，下至幼儿园老师，大江南北都有我教过学生的影子。如今退休将近，重返省城给儿子带孩子，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送孙子上学，辅导作业。终于有了大把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朱子家训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次我将常住省城，一定要去短暂的第二故乡去看看，看看那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特别是那两个在我人生低谷，曾给我“雪中送炭”的好人，并衷心祝愿他们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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